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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收藏而交易艺术品”——纪念安思远先生  (1929-2014)

作者:王少方

 

安思远先生 (Mr. 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 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亚洲艺术品最著名的收藏家。唯一能超过他广阔的专业知识,远见和商业敏锐性的是他发现美的眼睛和慷慨的心灵。

 

他影响了美国的亚洲艺术品收藏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对博物馆还是对私人收藏。他推动了中国文物的回归,并且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古民居艺术基金会(这也是他主要的慈善事业之一),致力于在中国黄山市修复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明清建筑。

 

但是,我会永远地纪念安思远先生(他的朋友称他为鲍伯)为我的教父,除我父母以外,我的第三个亲人。他和我的父亲王方宇先生 (Professor Fred Fangyu Wang, 1913-1997) 相识于1949年。那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个在耶鲁大学教中文的单身教授,在中国战乱时期,从北京移民到美国。安先生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了他们相似的,对中国艺术的共同兴趣,也看到了他在激情执教背后的孤独。

 

随着我父亲开始和我母亲交往(虽然那时候母亲住在香港),安先生明显看到了她给他带来的喜悦。后来,我父亲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求婚信,在准备放进邮筒的时候,他却迟疑了。这时候,安先生用力地推了一下他的手,把那封求婚信投到了邮筒里,造就了我父母婚姻的开始。是的,如果没有安先生,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除了古董交易之外,安先生身上实在有太多可说。我在这儿,是要写一个关于他的回忆录,作为他的干儿子。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特别和重要的人。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他的人格力量,从他身上的各种趣闻轶事中。这篇文章也会有一些关于他个人成就的提及但并非创作之源。

 

本着以私人交往和专业成就这两方面,我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近距离了解我教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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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背景

 

安思远先生于1929年7月13日出生于美国曼哈顿。他的母亲拉菲妮•哈特菲尔德 (LaFerne Hatfield Ellsworth, 1900-1976) 是一位歌剧声乐家,父亲普尔斯利•艾莫尔•埃斯沃尔斯 (Presley Elmer Ellsworth) 是一位知名牙医,根管治疗术的创始人。他的先辈,奥利维尔•埃斯沃尔斯 (Oliver Ellsworth, 1745-1807) ,是美国宪法的首席执笔和美国高院的第三位大法官 (1796-1800任期) 。 从小,他就显示出极高的智商和倔强的独立个性。和所有男孩子一样,他也喜欢收集小玩意儿,但他收集的不是棒球卡一类的东西,而是中国邮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东西漂亮又便宜,但没人想要”。

 

所有藏家都受三个因素的限制:知识,资金和品位。我们试图以增加知识的方式来提炼对美的认知,但同时被我们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所限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真正认识美和欣赏美,更少有人知道怎样正确地鉴赏艺术。人们普遍认为“我喜欢的就是好的”,而更专业的人会说,“无论我喜欢不喜欢,我知道这是什么” 。极少有人能把这两者(审美和鉴赏)与真正懂得艺术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知道价格(比如上网查询),但是分辨美真实的价值就远比这困难得多。安思远先生除了拥有以上三个特质,还具有赌博者的冒险精神和顽强工作的决心。

 

耶鲁那些事儿

 

相比其他的孩子玩儿球,孩童时代的安思远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从垃圾堆里寻找被遗弃的宝藏。沉迷于收集,他不断将有品质的东西添加到他的宝库中。在高中时,他发现了他具有能从旧货店发现高质量东西,并将其转手给古玩店获得利润的能力,并视之为乐趣。大二那年,他发现了一个中国花瓶,并称是明代古董,但没有古玩店相信他的声明。后来,有一家叫做“Stoner and Evans”的古玩店也怀疑这个花瓶的出处,并对年轻的安思远印象深刻,于是把他送到庞耐女士(Ms. Alice Boney , 1901-1988)那里。庞耐女士是我的干妈,也是当时亚洲艺术品交易商的元老。那时,她是为数不多的,被广泛认可的鉴定中国瓷器的专家之一。庞耐一看到这个花瓶,就认可了年轻的安思远的判断,并打电话告诉弗兰克•斯托纳先生(Mr. Frank Stoner , “Stoner and Evans”古玩店的老板),她对这个年轻的高中生印象多么深刻。就这样,安思远和庞耐,在美国亚洲古玩界,开始了一段长达50年的合作关系——庞耐作为安思远的导师和合作人。

 

高中看起来并不适合安思远的才华,随后他上了艺术学校,最先在曼哈顿,之后在瑞士。逐渐,他成了一名画家,一个足以成功地销售他自己的作品来支撑生活并继续收藏的画家。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以他当时的年纪,他日后会是一个成功的画家,但绝不会卓越。这个自省,使他意识到他真正的天赋是识别一个极好的事物。

 

在作为画家期间,安思远和庞耐仍有联系。庞阿姨鼓励安思远了解不同门类的中国艺术,诸如家具,绘画,雕塑,以及接触日本,印度,柬埔寨和泰国的艺术。安思远以宏大的气魄愉快地吸收了这些培训。这也显示了庞耐女士的慷慨精神,她知道她在训练她下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安思远一回到美国,庞耐就认为,学习中文接下来对安思远非常关键。尽管他没有念完高中,庞耐担保他进了耶鲁大学。在那里,安思远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我的父亲——王方宇教授。王教授出生在北京一个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家族。父亲在北京的家(我从未见过),听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文物,然而继而在战争中丢失。父亲极其聪颖,从小被培养日后为国家效力,委以最崇高最神圣的职责。后来历史的潮汐把他带到美国耶鲁大学,还因为他在中国时就学过英文。1949年,安思远开始向我的父亲学习中文。对我的父亲来说,教学是支撑生活的方式;对安思远来说,学习(或试图学习)中文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对双方来说,纽约市的诱惑和纽约的中国古董拍卖是他们真正的激情。在拍卖预展期,安思远总会说服我的父亲提前下课,便于他们驱车去曼哈顿看东西。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共同兴趣基础上的友谊,并一直持续到1997年,我的父亲去世。

 

在耶鲁,和安思远接触后,我父亲立马意识到:1,安思远直觉敏锐,头脑聪慧。2,他缺乏学习中文的耐心。在课堂上,安思远的脑子明显被收藏之类的事情占据,因此,我父亲给他取了“安思远”这么个中文名字:安,谐音他的姓氏——Ellsworth(埃斯沃尔斯);思远——想得很远。

 

经过两年的汉语学习,安思远告别了耶鲁大学。在离开之前,他去找我的父亲,这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中文教授。安思远非常敬重我父亲的知识,看重和我父亲的友谊。他叫我父亲加入他,和他一起创建中国艺术品交易。他提供商业视角,我父亲提供语言技能。我的父亲,坐在一张桌子面前,甚至都没有正眼看他,只是谐谑地说,“你就连我的中文课都没有通过,我为什么要加入你做生意?!”。回想起来,我的生活将会是多么地不同,如果当时父亲说“好”的话。

 

耶鲁大学之后,安思远应征入伍,在夏威夷檀香山呆了两年。这个严酷的军事项目(Schofield Barracks, 斯科菲尔德军营以提供异常艰难的军事基础训练著称)的高压训练让安思远得了胃溃疡。在休养期间,安思远以教朝鲜战争的伤兵们画画,帮助军医对他们进行康复治疗为安慰。他对这些伤兵是如此有用,即使在他恢复以后,他还被留在军队医院里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檀香山提供了许多学习亚洲艺术的机会,他也都充分利用了。

 

重回纽约

 

在夏威夷服完兵役后,安思远回到纽约,继续画画和收藏中国艺术品。1960年,他在纽约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画廊。与此同时,除了艺术品交易,他也对建筑产生了兴趣。他对这个领域的敏锐,使他不仅设计了自己的住宅,还改造了北京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身和约瑟夫爵士(Sir Joseph Hotung, 香港称“霍通爵士”,1926-)在香港的家。他一搬到上东区位于第五大道和64街的联排别墅,就开始仿照庞耐的方法经营古董生意。另外,他还在康涅狄格州买了一个庄园,亲自设计和装修。

 

如果说庞耐阿姨是对他职业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那么女演员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 , 1903-1996)则是对他个人生活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安思远一直认为这两个女人是他生命中除他妈妈以外对他最为重要的人。从考尔白身上,安思远发现:内心的安宁与演艺明星的外在光芒可以结合得完美无缺。

 

安思远和考尔白时常去他们位于加勒比海巴巴多斯的海滨别墅度假,在那里他们拥有一段私人海滩。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们总是乐意去拜访他们并与他们一同玩乐。其中一位常客是歌手兼演员——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 1915-1998),考尔白女士的私人朋友。有一次,弗兰克去海里游泳,被巨浪冲了出去,安思远见到这一危险状况,便跳进大海,救出了他。后来,作为答谢,弗兰克送了安思远(虔诚的雪茄爱好者)一个刻有感谢他对他有救命之恩字样的银制打火机。安思远把这个打火机带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安思远和考尔白这对恋人大部分时间住在曼哈顿,安思远摆满古董的家,其中不少文物价值连城。有一次,他们发生了争吵,其间,考尔白不小心撞到一个雕塑,愤怒中,她叫到“难道我们非得要住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吗?”。安思远平静地说“好吧,你不必”。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我的母亲沈慧女士(Sum Wai Wang,1917-1996),安先生的推崇者,和考尔白于同一天去世。在麦迪逊大道1076号的弗兰克•E•坎贝尔殡仪馆,安先生接连分别出席了两者的葬礼,并时常追忆到这是他人生中最难过和最感伤的时刻。

 

“明朝之王”

 

纽约时报在1977年5月17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安思远先生的文章,并给了他这个雅号,具体说到了他在明代家具上的造诣。中国明代家具是无钉的,组成部分无缝拼接,如同一个优雅的难题。他喜欢鼓捣捉摸中国古代的家具,因为他觉得中国旧式家具造型流畅优雅。他会把中国旧式家具制作人比作珠宝手工锻造人,而非西方人那样单纯地把家具制造人叫做铁匠。1971年,他出版了这一类的权威书籍——《中国家具: 明清硬木家具实例》(Chinese Furniture: Hardwood Examples of the Ming and Early Ch’ing Dynasties),献给庞耐阿姨。时至今日,这仍是中国家具类书的参考书目,尽管已经绝版了。

 

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安思远先生带头帮助大都会博物馆在1977年修建了艾斯特庭院(由布鲁克•艾斯特女士(Ms. Brooke Astor)资助,安先生的私人朋友)。它是美国主要博物馆的第一个苏州园林风格建筑。安先生不仅支持了整个项目的实施,还捐赠了与之配套的明代家具。这些家具至今还在那里。

 

除了明清家具,安先生还收集了大量门类的中国古董,包括:玉器,漆器,唐鎏金,绘画,书法,铜镜,地毯等。而且不只是中国古董,还有印度,日本,泰国和印尼古董。有一次,我和安先生去参加佳士得的中国艺术品拍卖,看到49街佳士得拍行入口处的街窗上,贴有一个关于Auduban Prints的预售海报。在返回他的加长房车时,他叫我再回去佳士得,问问估价。后来,我发现这幅拍品估价为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美金,安先生回答说:“是的,差不多,但没有我饭厅里的那副好看。”

 

1987年,安先生发表了《中国近代书画1800-1950》(Later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1800-1950)一套三册出版物。这三册书是这类书籍的权威参考书。安先生最初并不喜欢这些明代后期的画作,倒觉得书法更为吸引他。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如果你想研究一个画家,要先研究他的书法。只有当他的书法是好的,他的画作才可能出类拔萃。”

 

安先生对于中国书法的喜好归咎于他的审美。对于那些批评他看不懂中文因而无法完全欣赏书法的人,他会说“如果你老是想去了解文字的意思,那就偏离了审美,我还是看不懂这些字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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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建议

 

1982年,我到纽约市工作,经常定期去看他。他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好奇地问我在做什么。他十分看不起我所选择的专业(金融资产投资),并经常告诉我,他父亲去世时,他继承了家里所有的股票。在接近市场价格顶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地抛出了全部。当我年纪大一些,也开始自己收藏的时候,安先生会给我一些指导。在知道我重点收藏绘画和书法后,他鼓励我了解其他更多门类,同时给了我两条建议:

 

1.   尽量将一个人的整个收藏买下来——把最好的留下,其余的卖掉;

2.   总是备有大量现金——然后卖家会来找你,因为知道你手里有充沛的资金。

1981年的时候,安先生做了一次他生平最大胆的购买:泛亚收藏(the Pan-Asian Collection)。是一个金融家,也是他以前的客户卖给他的。这次极大的买入让他的财务最初有些吃紧。这些藏品主要是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宗教雕塑,其中约1600件曾于1977年在洛杉矶博物馆展出。1982年,安先生把其中的20%交由佳士得进行拍卖;1990年,把剩下的交由苏富比拍卖。但他仍然保留了其中最好的几件直至他生命的尽头。

 

交易的获利使得安先生购买了一座具有23个房间的巨大公寓,在曼哈顿最尊贵的地段,纽约市上东区,离大都会博物馆两个街区不到的地方。他用这个博物馆一样的公寓来放置他的家具,雕塑,绘画和其他藏品,既作为私人乐趣,又作为业务交易。此外,他从我的父亲那里购买了大量的中国研究书籍,便于他放在房子里用于研究。

 

收藏之外

 

除了在演艺界和克劳黛•考尔白的私人关系,安先生朋友圈的花名册读起来就像纽约上流社会的页面。我虽然已经不能一一记得,但通过这些关系,安先生强烈地影响着收藏界。

 

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 , 1906-1978)是安先生的老朋友和老客户。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艺术的推崇者和收藏家,洛克菲勒先生品位的磨练也和安先生大量的协助分不开。此外,安先生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众多成员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其中与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 1915-)的友谊持续时间最长。大卫是洛克菲勒家族目前资格最老和备受敬重的长者,但他当时仍然不敢从安先生那里买东西,因为怕惹怒他的大哥约翰。他说“你是属于约翰的”。约翰•洛克菲勒曾向纽约的亚洲协会捐赠过大量藏品,安先生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约翰和大卫的母亲,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 1874-1948)在缅因州的猎豹港有一座消夏别墅,里面安置了一系列值得学者们研究和探视的佛像雕塑。安先生掌握这个地方的进出。

 

1988年,在他的《中国近代书画1800-1950》出版一年之后,安先生慷慨地捐赠了475件作品给大都会博物馆。在他这本书出版以前,不仅大都会博物馆,就连中国艺术界也普遍认为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其中包括如著名艺术家齐白石(1864-1957),傅抱石(1904-1965),张大千(1899-1983)和黄宾虹(1865-1955)的作品,以及许多其它的,在今天拍行上卖到几十万美金的作品。作为对他捐赠的感谢,大都会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展馆的墙上挂上了安先生的头像,以示永久纪念。五年后,安先生在苏富比售出了257件二十世纪的中国画。我父亲专门为此次拍卖编写了图录介绍。“这次拍卖将为新收藏家提供大好机会。他们或许有自己不同的诉求和动机,但只要是对中国现当代绘画感兴趣的人,不管是搞研究的还是买来做装饰的,都会在此次拍卖中找到他们想要的。”

 

我也是这些“新藏家”中的一个。回想起来,我坚信,安先生把这些书画以批发的方式拍卖并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更多地培养下一代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如果他只想最大限度地赚钱,他不会不明智地在同时出售那么多相似的同类作品。相反,他出版了这样一本图录,结果变成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拍品数量之多,反映了可能有很多的竞拍者,预示着会有潜在的大量的购买者,这意味着会推动产生更多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基于后来众人对这些拍品的高度关注,证明了安先生之前的想法是成功的。

 

1996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专门展出了一场由安先生拥有的15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拓片,这一荣誉是极少赋予“老外”的。但是基于对安先生收藏的认可,一场为期三周的特别展出安排被批获准。可是,后来外界反应实在太过强烈,原计划三周的展出又延长了二周。展出中特别突出的,是宋太宗赵炅下令,由当时的翰林侍书王著编次的三卷《淳化阁贴》(第6,7,8卷)。《淳化阁贴》原贴已在大火中被烧毁,这三卷是目前仅存的,由惯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公元307-365)书写的版本。

 

1998年,安先生又捐赠了212件书画作品给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国家级亚洲艺术博物馆。这个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我的父亲是于1997年10月去世的,他最为著名的是学术研究和私人收藏晚明画家八大山人的作品。他去世的时候,我的家中有世界上关于八大山人,这位明王朝遗孤书画的最大的私人收藏。我的父亲在他的遗嘱中声明:1,他的收藏必须要完整地放在一起。2,由我选择一个美国的机构去捐赠。安先生作为我的教父,我理所当然地去咨询他的建议。我们讨论了几个选择,但部分原因是由于之前安先生捐赠了一些书法作品给弗利尔美术馆作为礼物,我也选择了弗利尔美术馆去接收和保管我父母的收藏捐赠。

受惠于他收藏的名单多不胜数。就机构来说,比如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美术馆,哈佛大学佛格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等。我不敢想象这些博物馆如果没有他的捐赠将会是怎样。受他影响的私人藏家就更是不胜枚举了,并且同样声名显赫。

 

后记

 

我小的时候,常常惊叹于安先生的伟岸。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却有一双灵巧的手。作为一家人,我们会时不时地去他康涅狄格州的庄园玩,他会给我的父亲一些东西做研究。因为我的父亲可以帮他做研究了,他就自己去搞他的庄园建设。作为一个孩子,相对于看我父亲埋头苦干于一堆我看不懂的书籍和论文,我总是对看他搬砖修鱼池或者为他庄园的扩建打地基更感兴趣。后来,当我长大一些,意识到他的收藏成就时,我会看他清理和修复中国古代的金属制品或者明代的瓷器。每一件物品,不管是大是小,粗糙或精细,他都给予同样的细心,激情和原则,去打造一个优雅的效果。

 

我没有见过喝威士忌和抽雪茄比他还多的人。然而,他的肺和肝脏却很干净,一直到他去世。(在他60岁的时候,他的医生终于放弃了劝阻他戒掉烟酒的习惯,并告诉他不要改变,因为如果烟酒对他没有产生不利影响,停掉这些或许对他的健康不利。)

我发现他审美的眼力是无与伦比的,这得力于他一生的学习。不像一般的学者,他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大规模的购买和收藏,而他所处的时代也提供了他大规模收藏的条件。加之他的天赋,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幸运的。

 

我相信运气是自己制造的。安先生充分发挥了他的长处而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成功的亚洲艺术品交易商。但是,我认为这还是低估了他的生活和成就。他是非常慷慨的(还经常被骗)。他不仅致力于推广收藏领域,还致力于培养未来的收藏家和策展人。因为,对于藏家来说,如果我们真正做好了收藏的本职工作,藏品就会万古流芳。确实如此,我们只是藏品暂时的,近期的保管人,还要为藏品找到未来的,合适的交接人。

 

安先生致力于关怀美和欣赏美,他一生为此而活。因为最终,他热爱的,不仅是收藏带给他的藏品,还有看护藏品的责任。交易艺术品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

 

最后,就个人而言,我开始尝到变成一个孤儿的滋味。我的母亲在1996年过世了,父亲在1997年紧接着过世。现在,我的教父,在2014年去世。至此,我的上一辈全部离开了这个世界。

 

希望在未来,我目前的努力会让他们感到欣慰。

 

我由衷地相信他们三位现在团聚了。

 

王少方先生 (Mr. Wang Shaofang)

2014年8月10日于纽约